15078992873    
403951898@qq.com
Menu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 15078992873

  • 15078992873

  • 桂林市西城大道88-8号

  • 403951898@qq.com

我国亟待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疾控资源

Source:佚名Author:admin Addtime:2020/05/15 Click: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一个“下马威”。从传染病防控到医疗资源供给,再到各种配套资源的跟进,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明显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短板。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疫病预防控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方面仍不适应发展要求,疾控体系建设面临投入机制不健全、人才队伍总量和结构不合理的现实困境。应借此次疫情时机,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而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拥有750万人人口的湖北黄冈市,作为武汉外感染病例较多的地区,在此次疫情前并没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知情人士表示,2003年SARS过后,黄冈市新建黄冈传染病医院,共60张床位,虽然期间甲流、H7N9等传染病发生时启用过二至三次,但由于利用率不高,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平时给市二医院作门诊部,整体有些年久失修。

而传染医院资源不足的不仅仅是黄冈。《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我国传染病系统处境尴尬,部分医院科室“力不从心”,不少医院感染科用房紧张、设备落后。

陕西省一家定点医院的感染楼是20多年前设计的,从功能分区上未能把发热门诊考虑进来,也没有配备独立的医技检验科室,无法在一个楼里完成疑似或确诊患者的所有检查,并且感染楼的重症监护病房氧气供应插口老化、负压病房面积太小,各种仪器放进去空间非常拥挤,在此次疫情中出现许多不便。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管仲军表示,正是因为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体系建设激励机制的“重医轻卫”和不平衡,造成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人才大量流失,进而导致“医疗”和“卫生”两大体系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

“财神跟着瘟神走现象并没有改变。”有业内人士指出,或是由于负压病房等院感系统需要耗费较大资金,让医院主动“忽视”需求的存在。

山西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李临平也坦言:“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科室,所以很多领导重视不够。”

我国传染病相关医院和科室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是一天形成。业内人士的普遍感受是不少传染病医院和科室长期面临发展困境,传染病专业更是陷入人才不愿来、来了留不住的恶性循环,导致传染病专科力量薄弱。

感染学科人才匮乏问题突出。目前我国一些疾控机构人员和医疗机构从事传染病专业医务人员队伍不稳定,近年流失更为严重。例如四川甘孜州疾控中心近年引进本科生26人,已有14人辞职;泸定县引进本科生3人,已有2人辞职。

2015年,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领域社会风险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更是指出,10年来全国疾控中心平均在岗人员数量下降11%,每10万户籍人口疾控中心在岗人员数量下降12.1%,表现出“队伍不稳、人员流失”的趋势。

此外,人员机构不合理。县级疾控中心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为25%,与我国《关于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规定的35%的比例,仍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此外,从事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慢病防控等专业人员也明显不均衡。

事实上,除疾控系统外,我国各城市医疗硬件环境、医疗卫生水平差也较为明显。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专题报告》指出,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各大城市医疗资源与服务能力短板明显暴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不均衡的问题突出。

“城市行政级别、规模与医疗硬件正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总体来看,我国各城市医疗水平与城市规模,层级存在密切联系。例如,东部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较高,与西部区域相比相差近一倍,环渤海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较西南区域相比,也相差将近一倍。

倪鹏飞表示,即便在同一区域内,统一城市群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医疗硬件资源也差异较大。医疗卫生资源过多地集中在直辖市,而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特别是地级市的资源则相对不足。

倪鹏飞说,一面是差异较大,另一面我们更需认识到,由于我国在卫生方面投入仍然不足,我国医疗硬件环境整体水平较低。可以看到,我国有超过半数以上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仍在均值水平以下。

的确,2018年8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汇报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传染病防治法》的实施情况报告便指出,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防治能力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一些贫困、基层地区的防治工作仍有隐患。例如新疆霍尔果斯作为重要口岸城市,但当地并无专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关工作和基本公共卫生职能仅由市人民医院一个科室负责,传染病监测检验能力明显不足。部分县市疾控能力和水平较低,实验室能力远未达到国家标准。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的县级疾控机构实验室设备平均达标率仅为58.4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表示,我国在突如其来的病毒面前暴露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问题和短板,其中包括了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个方面。

陈国强坦言,2003年SARS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度受到重视,能力得到显著加强,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意识开始淡化、甚至没有得到真正重视和有效落实,问题突显。

“我国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薄弱,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甚至还没有破题。”陈国强表示,全国大多数城市在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方面较弱。目前一些传统传染性疾病控制还未完全到位的同时,新发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突如其来,普遍出现识别和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能力不足的问题,难以在应对突发疫情中发挥专业主导作用。

另外,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存在“防控-治疗”分离的问题。陈国强表示,我国多表现为临床重治疗却往往忽略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改变,公共卫生也不能很好发挥疾病早预防、早发现的作用。

陈国强建议,应强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确立和强化中央、省、市、县四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并赋予各层级CDC不同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国家CDC的卫生应急、战略决策咨询、指导地方和基层疾控和医院等职能,加强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日常演练。

管仲军也表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然性、复杂性、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特点,应进一步优化公共卫生医疗资源布局,加强传染性疾病专科医院建设,采用“平战结合”模式,在综合性医疗机构中设置感染性疾病专科,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全面建设具有符合和达到检测生物安全相应等级要求的检测实验室。

同时,陈国强指出,加大财政投入,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保障,大力提高并持续保障公共卫生职业相关人群的待遇和地位,加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公卫人才储备建设,将应急管理相关培训纳入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日常工作,确保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发生时做好监测报告、社区防控、缓解医疗防疫压力、防控宣教等第一防线工作。

“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应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加速补齐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短板。

事实上,此次疫情中心的湖北省,日前已率先全面部署补医疗短板。湖北省发改委指出,将推进医疗区域建设部署,包括支持各级疾控中心的业务用房建设或改造、设备设施配备、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省级重点加强病原体全面快速检测技术平台、检验试剂研发、菌毒种库、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等能力建设。地市级重点加强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实验室快速检测能力建设。县级重点加强疫情发现、标本采集、现场处置等设备配置。

同时,建立统筹考虑平时医疗和重大突发疫情防控救治需要,依托国家、省、市级高水平医院,建设一批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重点加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普通传染病房、传染病检验科以及相关实验室建设和医疗设备购置,预留应急改造扩大传染病诊治病区的基础条件,达到“平战结合”和“平战转化”的条件。

在县级医院方面,全方位加强县域公共卫生和应急物资保障工作,夯实基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能力。增加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数量,设立相对独立的传染病区或传染病房,规范建设隔离诊室,储备一定的应急处置或防护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