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78992873    
403951898@qq.com
Menu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 15078992873

  • 15078992873

  • 桂林市西城大道88-8号

  • 403951898@qq.com

疫情或使世界5亿人陷入贫困,中国扶贫政策如何

Source:adminAuthor:admin Addtime:2020/06/08 Click:

导读:扶贫政策往往由于陷入对贫困本质认知的误区,无法对症下药。脱贫想要持久,势必要将政策重心从转移支付更多地转向制度安排。

根据世界银行现有数据,截止2015年末,全球仍有7.36亿人每日生活在基本生存支出低于1.90美元(最新贫困标准线)的极端贫困中。

虽然从1990—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从20亿减少至7.36亿,极端贫困率也从35.9%降至10%,但自2014年以来,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不断在放缓。

而且全球贫困人口持续减少,更多归功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下降。1978—2018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其中2013—2018年每年有1200多万人稳定脱贫。

中国在减贫方面固然成效卓著,但联合国要实现2030年终结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贫目标仍任重道远,特别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引发全球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关注贫困问题更显迫切。

国际劳工组织原本估计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减少1400万人,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其认为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增加880万至3500万。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则在4月9日警告说,如果不加快实施支持最贫困国家的计划,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使世界上5亿人口陷入贫困。

近日,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发出警告称,疫情将导致墨西哥贫困人口增加近千万,如果墨西哥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墨西哥最近10年在减贫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泡影……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贫穷的“本质”,即无论是穷人还是普通人,在欲望、弱点、理性、意志、大脑记忆等方面相差并不大,懒惰并非是贫穷的根源,而是贫穷的状态使得穷人接收信息的渠道有限,这种限制使穷人没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和留存收益,大量本应该被用作未来发展的资本开支被浪费,穷人最终仍深陷贫穷之中,无法摆脱螺旋下滑的“贫穷陷阱”。

此次疫情大流行造成多国经济停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生存困难、工人降薪失业、中产债务上升,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群被打入贫困人口。如果疫情持续蔓延,经济复苏困难,或有更多的人陷入“贫穷陷阱”。此为典型的由于黑天鹅引发宏观经济动荡所导致的贫困。

国家动荡同样制造贫困。如世界最穷的TOP3国家利比里亚,在1980年总统被推翻后陷入长期内战,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据统计,90%的利比里亚人每天收入不到1.25美元,失业率高达85%,平均每个妇女生7个孩子,导致国家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地缘因素使得贫穷具有空间属性。有些国家或地区处在资源贫瘠区域或地壳断裂带上,经济困顿甚至难以生存;有些国家或地区则坐拥天然“地缘优势”,但也不乏由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掉入“资源陷阱”。

如委内瑞拉,拥有庞大的石油蕴藏量,经济发展曾是世界领先。但对石油业的过度依赖,放弃了其他工业模式,随着2013年国际石油价格走低,出现严重经济危机,面临“全民饥饿”困境。

再者,产业变迁使“秀带”沦为“锈带”。曾被誉为“美国巴黎”、“世界汽车工业之都”的底特律,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产业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大量失业者爆发严重的暴力事件,中产以上的人们纷纷搬离,城市税收与公共支出随着中产撤离和汽车工业衰落大幅缩水。

可见,外部环境对人贫穷还是富裕的影响颇大,而从内在逻辑上看,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以及全球化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而科技和金融的力量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

AI替代流水线上的工人,更多的人因失业而贫困;金融垄断使金融资源配置失衡,金融寡头不择手段敛财。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化,国家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大量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人贫穷还是富裕似乎从一出生便已决定,然而人们却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上述外部环境无法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因此穷人依靠自身发力往往难以挣脱贫穷的束缚,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

从消除贫困的实践来看,中国是减贫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18年底,中国85%左右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约80%左右的贫困村退出,超过50%的贫困县摘帽,这一成就被世界银行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减贫经验值得借鉴,其中的问题也需要反思。首先,转移支付中扶贫资金支出比例大。

转移支付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10.87%增长到2018年12.26%,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扶贫支出达到4770亿元,同比增长46.6%。这其中不仅是资金直接救助,还有生产资料资助。

如为贫困户送去“扶贫羊”,有些地方“扶贫羊”变成“致富羊”,而有些地方却变成“餐桌羊”。原因在于该地周围全是戈壁荒滩,没有草和水,养羊致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实际上,物质与资金资助这种输血式扶贫政策在解决一些区域性、整体性的贫困问题上,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大规模的资助容易滋生“等靠要”的懒汉心理,“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懒懒到底、政府来兜底”现象已不容忽视。

其次,中国扶贫实践中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中央把扶贫攻坚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十八大以来,全国有19.5万名第一书记、77.5万名帮扶干部陆续奔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然而在扶贫过程中,一些扶贫干部因公因病致伤致残,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截至今年6月底,就有77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

在如此大的资源投入与沉重代价下,按期脱贫问题不大,却也出现类似“讲真话的乡村女教师”李田田质疑的情况——当脱贫攻坚成贫困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基层忙于迎检,反而侵蚀本职工作。

如阿里设立农产品自营平台“淘乡甜”,利用电商销售模式为农民脱贫提供新方式。以云阳县为例,去年5月,扶贫产品“三峡白蜜”入驻“淘乡甜”,采用“县长+网红”直播方式,仅用10分钟就卖出3万罐,这一企业、农民双赢的兴农之举获得政府好评。

今年疫情导致线下销路受阻,很多地方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情况,为此阿里启动爱心助农计划,帮助农民销售出8.7万吨滞销农产品。

从长远来看,中国减贫当下的重心是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而相对贫困人口将长期存在。2020年之后,中国将迈入减贫新时期,过去意义的绝对贫困将基本消除。

随着贫困线的动态提高,处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将成为新的减贫对象,减贫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追求温饱与生存,而是更高层次的发展与共享,贫困的相对性特征将更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10%左右的相对贫困人口,如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在10%到15%,欧盟是15%,英国是18%。贫困发生率又具有可逆性,因病返贫、因残返贫、因学返贫亦属普遍现象。

尤其是,中国减贫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在政府为主导的帮扶下,贫困者能够暂时脱贫,但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在政府发挥兜底功能的同时,也要提升市场机制的作用。

概言之,脱贫想要持久,而不是昙花一现,须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及时调整转型,进一步勾兑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将扶贫政策的重心从转移支付转向制度安排,利用市场机制参与扶贫开发,释放市场配置扶贫资源的活力,拓宽扶贫开发的资源渠道,构建扶贫大格局。

毕竟政策是阶段性的、随实际情况调整的,而制度是长效的,从政策干预到制度变革,减贫才有可持续性、才更有效。

一,健全扶贫保障体系。一方面,建立贫困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选取多维指标,既参考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也要盯住发达国家贫困标准,并随国家财力的增长稳步提标,科学确定相对贫困线标准。

另一方面,建立城乡减贫联动机制。推动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向促进城乡贫困趋同共治转变,统筹划定贫困人口,统一分配政策资源,保障所有贫困对象享受到无城乡、无地域差异的贫困援助。

二,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尤努斯开创无抵押小微贷款模式——格莱珉银行,下沉到最底层,帮助无数穷人改变命运。中国也需要这种金融模式去对抗贫穷,帮助打通农村金融扶贫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格莱珉在中国深圳初步试点。

三,完善产业与企业扶贫模式。采用产业与企业扶贫的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参与解决贫困问题,更能让扶贫变成可持续性、而非消耗性的事业。

一方面,产业扶贫要严格限定在适合相关产业发展的地区,对不适宜居住的贫困地区,采取易地扶贫方式。如泰国夜丰颂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为该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企业可以凭借自身优势,精准挖掘和发挥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打造当地特色产业品牌,有效实现向产业优势的转化。